河西地区的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及出土遗物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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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长岭墓位于肃南县马蹄区习水乡二家皮村。 出土木棺板画、金银器、丝织品等文物143件。 1996年，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认定其为吐蕃墓葬，但具体证据不明。 一些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它属于突厥墓葬。 本文试图通过对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出土文物特征的分析，结合相关历史背景，探讨该墓的时代、民族渊源和文化内涵。

1、墓葬形制

该墓位于二家皮村北山后大长岭山坡上。 为洞穴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图1）。 墓道在发掘前已被破坏。 它面向东南。 走廊和前门都被石头堵住了。 封门墙外出土两块马骨。 前室平面近正方形，南北长3.5米，东西宽3.1米。 拱形屋顶中心高2.5米。 墓顶距地面2.1米。 后室平面呈方形，长宽各3.3米，墓顶距地面3.8米。 墓室上部铺有天花板，用两根原木作梁，上面放置13根长木条，上面覆盖着黄色的丝幔。

前室靠近西墙中部的地面上放置着一张带有铜饰的木床。 它已被损坏，只剩下木制构件。 后室后墙附近的地面上发现了散落的松木板，上面有彩绘门楼和十二生肖图像，应该是彩绘木棺的残骸。 墓主人是一位男性，身体笔直站立，头戴银色网盔，里面有黄色丝线缝线。 头上扎着两条20厘米长的辫子，上面缠着黄丝。 墓主人穿着上身16层、下身14层的衣服，全部由丝绸制成。 牛皮腰带上挂着金色配饰，高腰牛皮马靴。 墓主左侧发现了八把匕首，右侧发现了一把铁长剑。 后室西墙下的地上有一个破损的箭袋，里面装着10支铁箭。

前后双室墓葬的形制在唐代并不多见。 目前所见到的唐墓多为单室墓。 前后双室墓葬的形制一般为大型墓葬。 墓葬仅有十余座，集中在西安； 一般有高坟、长坡墓道、天井、通道洞、小龛、壁画等，多为砖室墓，但也有土洞墓。 双室墓流行于唐高宗初年至开元年间（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墓主一般为高级贵族。 距离大长岭墓最近的两室唐墓是酒泉西沟一号唐墓，其形制和年代与西安基本相同，明显受中原地区影响。 位于西部的两室唐墓是新疆阿斯塔纳50​​6号墓。 两者均为洞穴墓。 其形制与大长岭墓葬较为相似。 其中506号墓有确切年代，为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

大长岭墓为双室结构，前室和后室均设有拱形天花板，可能是从唐墓中借用的。 从形态上看，墓主人的社会阶层较高。 不过，这座墓与唐墓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地面没有明显的封印痕迹，也没有唐墓常见的长坡墓道和天井。 墓道可能是较短的斜坡墓道，说明它不是简单仿唐墓。

该墓与青海、西藏吐蕃时期墓葬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墓葬的位置与青藏高原上的藏人墓地非常相似。 吐蕃墓地一般位于山麓和河谷一侧的山坡上，即所谓的“破鸡丘墓”。 通常墓道面向所在山体，视野十分开阔。 即使周围有平坦宽阔的山谷，埋葬的人也很少，这可能与西藏的传统信仰有关。 大长岭墓葬也符合这种情况。 大长岭是祁连山脉向北延伸的一条平缓的支脉。 墓位于山坡之上，墓道面向后山。 坟墓的一侧是狭窄而宽阔的河西走廊山谷。 唐墓和其他民族的墓葬很少采用这种方式选择墓地。

青海、西藏吐蕃时期墓葬中，尚未发现这种类型的前后双室土洞墓，也没有拱形墓顶形状。 而大长岭墓葬则采用圆木椽子和方木条在拱顶上搭建天花板，这可能是受到了青海地区吐蕃墓葬的影响。 这些吐蕃墓葬多用横卧的柏树封顶墓室。 墓门的封墙是用石头砌成的，这在吐蕃墓葬中很常见。 因此，从墓地的位置和墓葬的形制来看，大长岭墓葬具有吐蕃墓葬的一些特征，但也深受唐墓的影响。

2.彩绘木棺

大长岭墓后室彩绘木棺的造型和装饰内容与青海都兰、德令哈等地吐蕃时期的彩绘木棺非常相似。 这是判断墓葬家族和时代的重要依据。 木棺呈长方形，前后挡板由三块木板制成。 顶部呈弧形，下部呈方形。 前挡板长70厘米，宽66厘米。 中间山顶建有门楼，上有凤鸟，下有台阶。 门楼两侧各有一名侍卫，一手叉腰，一手执剑（图2）。 尾门长42厘米，宽28厘米。 顶部缺失，车门被涂在中央，与前挡泥板相呼应。 侧板错落有致，门内以墨线勾画十二生肖（图三；图四；图五），或单独或成对相对，从右至左依次排列。

唐代的彩绘木棺在中原地区已经衰落，大多数木棺都只彩绘。 魏晋十六国时期，彩绘木棺在河西走廊也曾流行，但隋唐时期就消失了。 隋唐时期，此类陪葬工具仅在青海吐蕃时期的墓地中发现。 木棺一般呈梯形，前大后小。 前后挡板均绘有四尊神像。 两侧侧板多绘迎宾、宴会、丧葬、狩猎、出行、放牧等生活场景。 里面的很多人物都穿着吐蕃服饰，杂七杂八。 还有其他民族服饰。 木棺的造型、彩绘与吐谷浑所属鲜卑族常用的木棺极为相似。 这种彩绘木棺在西藏吐蕃墓葬中未见。 从地理分布和文化传统来看，很可能是吐蕃统治下吐谷浑人特有的丧葬习俗。

两幅十二生肖木棺板画原藏于青海都兰藏族墓葬中，现被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6）和私人收藏家收藏。 哈里赛墓地出土的木棺板上画的串珠圈上有“牛、虎等动物”，明显是十二生肖动物，且表情一致，反映了这一题材在吐蕃的流传。 这样的题材在河西走廊的唐墓中也能看到，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酒泉西沟发现的三座唐墓中，墓室墙壁上镶嵌着全套十二生肖印砖。 青海吐蕃墓葬中的生肖题材应该是受到了该地区的影响。 这一主题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中原汉代。 将十二生肖与丧葬器具相结合的传统始于南北朝。 隋至唐初仅见于两湖、四川等南方地区。 唐代时流行于中原地区。 可以推断，河西、青海地区此类题材的出现，并不早于盛唐时期。 据文献资料记载，吐蕃年表中十二生肖的采用应是在公元八世纪左右。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两块彩绘棺材板具有公元 8 世纪至 9 世纪的碳 14 测年数据。 这一题材在青藏高原的流行，是吐蕃文化与当时中原地区历法交流的结果。

大长岭墓葬中所绘的十二生肖图像与青海省都兰地区的十二生肖图像具有相似的特征。 例如，主要内容放置在大门内，并装饰有云纹，这是都兰流行的。 这一点在水墓地出土的木板画（图7）中也有所体现，它们代表了相似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

大长岭墓的彩绘木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要细节是前挡泥板上画的门楼两侧的守卫武士。 门楼、门侍是中原常见的题材，但这里并非全部照搬。 仔细观察发现，两名武士的腰部都裹着虎皮战裙，肩膀、小臂和膝盖的裙子上也饰有虎皮图案。 据文献记载，藏族武士有佩戴虎皮的传统，后来演变为武士的象征，并形成了奖励战功的“大虫皮制度”。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惟侯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乃其军。” 立下战功的吐蕃贵族死后，会在墓旁的房屋上画白虎，“生则磨皮，死则勇”。 《宋史·吐蕃传》记载了河北（即黄、山、阔）吐蕃的风俗，其中“以名贵虎豹皮，饰衣毛，有镶边”。 《续志通鉴长编》卷五十六记载：景德元年（1004年），“赐西凉州藏族首领岩藏虎皮佩，藏族习俗受赠者”将受到他们部落成员的尊重。” 藏族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 《白史》记载，西藏有“右翼军武士数百人，身穿虎衣”，“将领多身着虎皮”。 《圣人喜宴》详细记载了吐蕃军队中用虎皮、豹皮奖励军功的制度。 藏族武士根据战功，被奖励六种不同种类的虎皮、豹皮饰物，称为“六勇饰”。 “勇者的标志是虎皮袍，智者的标志是身躯。所谓六赏罚，就是勇者披草豹虎（皮），懦夫披草豹皮。”贬戴狐帽；……所谓六勇，就是虎皮袄、虎皮裙、缎裤马镫、围巾、虎皮袍六种。” 可见，军功等级最低的是虎皮大衣，其次是虎（或豹）皮裙，最高等级的是颈巾和虎皮袍。 大长岭墓葬棺板上描绘的藏族武士身穿虎皮裙、虎皮袄、颈巾。 帽子已破损，无法辨认是否有虎头装饰，但这清楚地表明他们有杰出的军事功绩和不寻常的地位。 在敦煌莫高窟第231窟吐蕃赞普游历图中，赞普身后的侍从身穿虎皮袍，头戴虎头冠。 前面两名侍卫的藏装上还饰有虎皮项圈。 在第237窟吐蕃赞普身后的侍卫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虎皮领藏装，由此可见，虎皮衣是藏族高级侍卫的典型服装。 根据木棺板上的内容来看，这两个披甲武士可视为墓主生前住所侍卫的写照，因此墓主的地位较高。 根据墓中出土的丰富精美的金银器物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吐蕃军队的高级将领。

3、服饰和丧葬习俗

墓主人的服饰特征是判断其民族血统的关键。 大长岭墓后室墓主骨架保存完好，有两条20厘米长的辫子，上面缠着黄丝。 这应该是藏族典型的发型。 西藏历史记载，在藏族赞普赤祖德赞（即热巴头巾）之前，赞普人都是披散着头发的。 不喜欢把头发披散并编成辫子，所以他被称为Reba 。 （意思是“辫子赞普”），它的造型是将头发分成两部分，在顶部用丝绸扎起来，垂在肩上。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帛画以及青海地区出土的吐蕃时期棺材画中，保存了大量唐代吐蕃人的形象。 男子的头发大多梳成发圈盘在脑后，或者编成双辫子垂在肩上。 戒指和辫子上都系着丝带，有的还饰有蓝色的珠子。 另一方面，女性则将头发披散。 墓主人身着多层丝衣，系牛皮腰带，手持匕首短剑，脚踩高筒靴。 它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服饰，与藏族服饰非常一致，虽然具体的翻领结构和帽子装饰尚不清楚。 。

大长岭墓室墓道内埋藏着两匹完整的马匹，这也是鉴定该墓文化属性的重要线索。 青海、西藏吐蕃时期墓葬中祭祀活动极为盛行，这可能与当时苯教的盛行有关。 祭祀中，以马最为重要，大型墓地中埋有一定数量的马，这证实了汉文献中关于藏族人死后杀牛马祭祀的记载。 热水都兰雪尾一号墓祭祀的马匹多达87匹，成为墓主身份的重要标志。 哈里西墓地的一座墓葬中，有两匹完整的马被埋在一个长方形的斜坡形墓穴中。 位置、数量与大长岭墓相同。 吐蕃墓葬中祭祀了大量的动物，敦煌佛经洞中也发现了吐蕃苯教丧葬礼仪的记载。

吐蕃时期，墓葬遭到严重破坏或有二次埋葬，墓葬样式难以完整保存。 在西藏，只有昂仁布玛村一号墓和山南地区的山陵园[41]等少数墓葬具有较为完整的墓葬样式。 他们都是侧身埋葬，四肢弯曲。 这可能是藏族固有的丧葬方式。 如果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拉萨的新石器时代曲贡墓地都是侧弯肢葬或二次葬； 青藏高原西部的吐蕃时期以前的墓葬至今仍保持原状，如甲木墓地、曲塔墓地、皮阳东嘎墓地等。 、日图阿隆沟石丘墓、尼泊尔萨木宗墓地等也流行侧身、弯肢葬和二次葬。 据文献记载，西藏西部地区（象雄）是吐蕃丧葬制度的主要发源地。 因此，有理由相信，侧葬和二次葬是吐蕃流行的丧葬方式。 大长岭墓葬为躯体直立、四肢挺直的葬法唐代中原地区墓葬，与吐蕃常见的葬式不同。

土印是吐蕃墓葬中身份地位的重要象征。 平面多为正方形、梯形或圆形。 一般来说，墓主的等级越高，封土堆就越高。 土印的出现和流行可能与中原唐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但大长岭这座高级藏墓并没有高大的土堆。 青海地区已发现一些唐初以前的墓葬，集中在德令哈地区，如瑙哈图、巴格西热图、水泥厂北、布布图阿门等墓地。 这些坟墓没有用土封住，或者只是用简单的石堆作为坟墓的标记。 根据出土文物和树木年轮断代，其年代均在公元七世纪以前，应属于吐蕃征服前的吐谷浑文物。 吐谷浑人很可能继承了他们的祖先鲜卑人的丧葬习俗。 《宋书·索鲁传》记载，拓跋鲜卑的丧葬习俗说“死者埋于隐处，无坟墓”。 吐谷浑统治青海300多年，但迄今为止只发现了寥寥几座墓葬，可能是因为地表没有土封。 青海已发现大量吐蕃时期墓葬，主要分布在都兰、德令哈地区。 但由于盗掘严重，都兰哈里赛墓地仅有两处保留了完整的墓葬样式，而且都是尸体朝上、正位埋葬。 墓地里没有任何形式的围墙。 发掘者将这些特征归因于吐谷浑的丧葬习俗，有一定道理，但没有充分的依据来推断该墓葬是吐蕃征服之前的。 从祭祀动物和出土木棺板的内容来看，这些墓葬的年代可能晚于吐蕃统治时期。 公元7世纪至9世纪，吐蕃在新征服的青海、河西走廊地区大力推行一系列吐蕃化政策。 通过军政管理、政治联盟、移民、通婚、混居等手段，包括吐谷浑在内的西北各民族改善了服饰、语言、文字、文字。 宗教信仰等方面的融合和同化，使这一时期的遗存深深烙上了吐蕃文化的印记。 但吐蕃统治下的各民族仍保留着一些自己的文化习俗。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青海吐蕃时期的墓葬不仅表现出统一的吐蕃文化，而且保留了一些地方特色，显得复杂多样。 大长岭墓和割礼斋墓采用直葬式、墓面不封土的习俗就是这种复杂性的体现。 可以说是吐蕃地方墓葬类型。

4. 出土文物

大长岭墓葬出土各类文物143件，有金银器、鎏金青铜器、铁器、锡器、木器、丝绸等。器形有单耳金壶、镶珠盖、铜鎏金六龙杯、鎏金菱形高足三折铜盘、鎏金铜灯座、银碗、如意金饰、鎏金铜龙头形装饰品。 以及洗盘、刀、剑、马鞍、铠甲、马具、玉带装饰品等。这些随葬品做工精细，材质名贵，造型独特，彰显了墓主人的崇高社会地位，反映了河西吐蕃统治时期与周边民族和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

墓主人的个人陪葬品是典型的游牧民族的随葬品。 腰系牛皮腰带，脚穿牛皮马靴。 腰部左侧放着8把匕首，右侧放着一把铁剑，身后还放着一桶铁箭。 还发现了一匹鞍马。 腰带饰金带，马靴、马鞍包饰金带袢，长城贴金镶绿松石。 这种服装和装饰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常见配置。 墓中还发现了四件铁甲，由铁丝制成，环环相扣，连成一体。 他们应该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吐蕃链甲。 《通典·吐蕃传》云：“人马皆披锁子甲，制作极为精良，遍及全身，唯两眼睁开，强弓利刃所伤不得。” 《旧唐书·郭志运传》记载，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唐将郭志运在九曲（今青海共和县南）攻打吐蕃，“得锁子甲”。 链甲是藏军的常见装备。 应该是源自西方的金属铠甲，经中亚传入西藏。 西藏对中亚的占领和文化交流是这些外部因素传入青藏高原的动因。

墓中出土的金壶，颈长，腹鼓，足高，平底。 圆顶形盖子，中央有莲花图案的杯形按钮，并镶嵌绿松石。 肩部有凸弦纹，肩部铆有单耳。 耳顶有一块菱形指板，中央镶嵌一颗圆形绿松石（图8）。 与之相配的还有一件形制相同、折肩缺耳的鎏金铜罐（图9）。 这种形状的金银器在北部草原也有发现。 阿尔泰地区图亚赫塔3号墓、库莱4号遗址1号墓、图瓦共和国蒙甘泰吉突厥墓也出土了类似的文物。 银罐，其中两个底部有突厥铭文。 蒙古后杭爱省维嘎汗墓中也出土了一件。 这四个银壶都是素色的，单环手柄，没有加垫指板。 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叶尼塞河上游，哈卡斯共和国2号墓出土了两件凿花折肩金罐（图10；图11）。 花瓣形指板的整体造型与大长岭墓中发现的金壶极为相似。 人们曾看到突厥石人雕像双手拿着类似形状的物体。 孙吉推测，这种金银壶“应该是突厥特有的造型，具有独特的民族色彩”，年代大多为8世纪中叶。 内蒙古也曾发现此类文物，如敖汉旗李家营子一号墓、哲里木盟乃林高木营子二号墓等。 公元9世纪的契丹墓葬，甚至公元10世纪的辽墓葬中仍有此类器物出土，应该继承了突厥器物的传统。

小比内二号墓还出土了一件素金壶，肩部无凸弦纹，无柄。 口部边缘有一个放盖子的地方，两侧还有小扣子可以固定盖子。 形制与大长岭出土基本相同。 可见，此类器物整体造型相似，但具体细节略有不同。 古比内二号墓出土的四个金罐并排放置在鎏金银盘上。 银盘的外部轮廓呈六瓣菱形，与唐代菱镜的轮廓相似。 板底原本有三足，但已破损，只在背面留下一些焊接痕迹。 完整器形应与大长岭三折足鎏金银盘相同（图一、图二）。 类似的器型在粟特银器和唐代金银器中都有发现。 他们的风格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其年代集中在公元8世纪中后期。 由此看来，科比内二号墓与大长岭墓出土的金银器在造型和组合上都比较一致，可能是同一突厥金属作坊的产品唐代中原地区墓葬，代表了突厥人的工艺水平和审美情趣。人们。

大长岭墓葬出土的金或鎏金铜带装饰品有牌匾62件、带扣12个、带箍13个、腰带7条（图13；图14；图15），用于装饰马具皮带、马鞍、皮靴等。墓主所佩戴的腰带。 楣板上的装饰主要是用树枝包裹的，有些奖章上还有地上的独角兽图像。 造型和装饰特征与北方草原同类器物极为相似。 尤其是葫芦形挂件，其上缠绕着树枝（图16）。 此类器物起源于突厥地区，在古莱四号遗址突厥一号墓中发现。 后来的契丹、辽墓葬中也有更多类似的器物。 乃陵高莫英子二号墓和辽陈公主墓出土的挂件均饰有缠枝。 据推测，吐蕃贵族使用的金银器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来自突厥地区，或者直接受到突厥文物的影响。 这与公元8世纪时吐蕃经营青海、河西走廊地区，与突厥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密切相关。 据文献记载，九始年间（公元700-701年），“突厥、吐蕃联军入侵凉州”。 公元727年，吐蕃使者遣简岛出使突厥，“君和率精骑至苏州掩护”。 公元8世纪末，西突厥长城也迁至吐蕃甘州。 The , , and and the two are to the of 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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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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